50年前的今天丨成都军区独立师师长杜灵被造反派枪杀
原题
成都，杜灵师长之死
作者：老平
文革中的土装甲车有多疯狂
这是发生在50年前的一个事件。
成都，1968年1月22日晚上9点左右，一个冬日寂静寒冷的夜晚。
虽然距春节不到10天的时间了，但由于武斗的阴云笼罩成都全城，这个城市就缺少新年临近前应有的节日气氛。
街上除了时起时落地、零星的枪声和各派别的高音喇叭广播声以外，整个城市静悄悄的，街上早已没了人影了，人们早早地就上床等待瞌睡来临。
就在此时，一辆部队的华沙牌小轿车飞快地向位于提督街的劳动人民文化宫方向驶来，当车刚要掠过文化宫向东开去时，突然一阵激烈、刺耳的冲锋枪和机关枪的射击声骤响，两股火力从左右两边街口向小轿车交叉射来，将车身打的噼里啪啦的，小车的玻璃顿时被打得粉碎，只见小轿车发动机呼哧了一下，车头一歪，就不再动弹了。
突兀而来的枪声划破了夜空，也惊动了四周的人们，大家纷纷揣摩车及车内人的身份，却又不敢近前。
枪声渐停，大约过了一个钟头，也就是夜10点左右，轰隆隆的卡车车轮声响起，就见十多辆军车一辆接着一辆往文化宫这边开过来。
大卡车上面站满了全副武装的军人，56式吊盘机枪架在驾驶室顶上，车快开到文化宫门口时，士兵们群情激昂，振臂高呼：“为杜灵师长报仇！”“血债要用血来还！”“还我师长，严惩凶手！”
杜师长被打死了？
原来被击中的小轿车里乘坐的是成都军区独立师师长杜灵和副师长李文。
杜灵师长被子弹从右后脑射入，左太阳穴穿出，脑浆外流，当场死亡。李副师长受重伤。
由于担心独立师官兵报复，刚才还闹腾的文化宫里已是一片漆黑，如死一般的静，悄无声息。
这时候，又开来一支队伍，借着车灯看去，他们空手无枪，但手臂上都带有红色袖套，这是警备司令部的军人。原来为了制止独立师的报复行为，警备司令部派人来维持次序。
这里先介绍一下杜灵。
杜灵，1916年生，四川江油中坝镇陈衣街人。1935年4月参加红军。历经抗战、解放战争；1955年授大校军衔；解放后历任剑阁、南充军分区参谋长；1951年调任西南公安部队副参谋长；1954年调长沙任解放军工程兵学院教育长；1964年初又调回四川任省公安总队长，文化大革命初，公安总队改编为独立师，杜灵任师长（军职）。
再介绍一下武斗的派别组织。当文革进入到第三个年头，成都的“武斗”也处于高潮期，当时的主要派别如下：
一派由以下组成：1、四川大学八二六红卫兵团（简称八二六），这是以四川大学为主体的学生造反派组织；2、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这是以地方产业工人为主体的造反派组织，也称“兵团”。
另一派由以下组成：1、红卫兵成都部队（简称红成），是以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就是现在的电子科大）为主体的学生造反派组织；2、“红卫东”（以国防工厂工人为主体的造反派组织）。
这两派都自称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真正捍卫者，批判对方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反对者，于是就大打出手，动用了几乎所有轻武器（从部队武器库抢夺出各种枪支弹药，当然也不乏部队的暗中支持）。
当时这两派各有自己的地盘，“八二六”派主要以占据市中心为主，红成则占据城外。
其时，“兵团”（八二六派）的总部就设在提督街文化宫原总工会的大楼里。
据说，当天杜灵在视察完部队准备返回位于后子门的师部（现在的省武警总队）时，司机问：“从哪条路返回？”杜师长：“还是走东风路、提督街安全。前有文化宫造反兵团总部，后有大慈寺警备司令部，谁敢放冷枪？”
不料身经百战的老红军竟丧命于此，他是武斗中遇难的级别最高的军人。其实独立师在成都是赫赫有名的，文革时期专门调解派性武斗，通常不管打得再厉害，只要独立师部队一出面干预制止，两派都会忍让三分，接受停火，哪怕改日再战。
杜灵遇害的消息传到北京，据说毛和周均震怒，也由此有了调整文革的想法。
杜灵死了，两派居然老实了许多，就像约好了似的，突然就哑火了。相互也不骂了，也不有事无事端起枪就开始对射（比如川大和成都工学院之间，成都工学院和成都七中之间，成都一门诊部和十中之间，二号桥成都建筑机械厂之间，成铁工程学校两栋大楼之间）。
虽然后来给杜灵师长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但谁是真正凶手已成悬案。
后来民间对此有多种说法：
一是“预谋说”，指是“兵团”有意而为，子弹是从“兵团”总部打出来的，他们是奉省革筹成员刘结廷、张西挺（立场支持“兵团”）的指示干的，背后还有50军（立场偏向“兵团”）等等。持这种说法的主要是“红成派”，以激起独立师对“兵团”这些人的愤恨。
二是“无间道说”，指是“红成”那晚派人伪装成“兵团”的人，埋伏在沟头巷口开枪射击，再嫁祸到“兵团”头上。持这种说法的主要是“兵团派”，以解脱自己的干系。
三是“境外敌特说”，指是境外敌特势力向“兵团”打电话，称当晚“红成派”负责人将乘车经过文化宫，并安排人在杜灵师长车到之前去文化宫闯关，从而引起“兵团”上当开枪射杀杜灵，以挑起独立师军人向“兵团”开枪报仇，制造一起解放军与群众组织的武斗，从而引发更大规模的混乱。
说法很多，最后终未有定论，唯一的变化是，从这时起，成都再未有大规模的武斗。
文革结束后，两派的重要成员都被判了刑。
还有一点要特别提及一下，杜灵师长有个儿子，杜师长死后，儿子当了兵，再后来就复员进了某大型国企，改革时期，被下岗回家。50多岁的人工作不好找，最后爱人也离了婚，于是就长期抑郁成疾，终患肺癌。没有钱治病，就只好自己弄点偏方吃吃，也不能治病。
后来战友闻知，才凑钱把他送进医院，结果没几天就去世了，在场战友抱头痛哭一场，也是唏嘘不已。
一场文革，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也给这个民族刻划了多少难以抹去的伤痕。
有许多事是不能忘却的。
英姿飒爽的女民兵，那个年代的时髦
原载微信公号“平叔闲谭” 2017-06-09
延伸阅读
杜灵之死
作者：三哥
冬天的成都非常阴冷，潮湿。夜幕夹着冷冷的阴霾慢慢弥散开来，逐渐覆盖成都平原。
稀落的枪声和“造反派”的广播声淡去。一辆军用吉普车顺着总府街向后子门独立师师部（今后子门四川省武警总队驻地）驶去，昏暗的街道上静悄悄的，只听见吉普车轮胎与路面摩擦的声音。“砰砰砰”，一阵机枪声传来，吉普车像醉汉一样，踉跄着，歪歪扭扭着，停了下来，鲜血从车里滴下……
1968年1月22日21时左右，一个血腥事件震惊巴蜀大地，震惊了全中国。成都军区独立师师长杜灵被枪杀。
周恩来闻讯后非常悲愤，立即批示：“这是一个严重事件。要彻查，严肃处理。”并在听取杜灵遇难情况的电话汇报后说：“杜灵同志是个好同志。”
杜灵，男，江油市中坝镇人，1935年参加革命，193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党。在战争年代，他长期工作在朱德、刘伯承、贺龙、徐向前、李先念、李达等首长身边。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授大校军衔，1965年晋升行政九级。文革前夕，他接受周恩来和中央军委的派遣，以军职干部身分回四川主持公安总队工作。
1968年初，成都两大派性组织（八二六派和红成派）各自有自己的地盘，八二六派主要占据市中心（府河和南河包围的圈子以内）为主，红成派主要占据城外为主。两派的斗争不断升级，炒了，骂了，打了，开枪了，所以才有“132的枪声”“装甲车出动了”“重庆崽儿的厉害”“虎口脱险”“十中保卫战”等。两派都在说自己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般群众也闹不清，究竟谁是真正捍卫者。
因为组织瘫痪了，群众大多根据地域概念而生感情，八二六派的最大组织——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的成员大多是小工厂（日用消费品的加工制造）的工人，这些多半都住在城里，自然就有很多亲属；而所谓以产业工人为主的大工厂都在城外（当时尤以东郊著称，大多工厂都是用阿拉伯数字作代号，工人多是转业军人，颇为神秘）。
成都军区独立师在成都赫赫有名，主要是维护社会秩序，制止两派打仗，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杜灵师长本就是四川江油人，是一位老红军、老战士。难道有人恨之入骨，不听毛主席的话，斗胆敢与人民解放军作对，真是吃了豹子胆。
平心而论，两派在干仗时，只要解放军干预和制止，都要忍让三分的，通常情况下子弟兵一到，冲突基本结束，改日再战。
惊动中央的事件发生了，两派瞬间就像哑火了一样，也不开骂了，更不敢有事无事拿起枪对射（如四川大学和成都工学院之间，成都工学院和成都七中之间，成都一门诊部和成都十中之间，二号桥成都建筑机械厂和东郊之间等）。
沉默两天后，红成派突然发难：“枪杀事件发生在市中心人民文化宫门口，文化宫正是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的总部所在，子弹是从文化宫门口的大楼上射出来的。”
八二六派一看，形势不利，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的总部确实设在文化宫，这是辩解不了的，高参们密谋几天，想出了对策。他们说：是红成派人混进了总部，埋伏在那里，袭击了军车；又说：他们事前得到消息,有红成重要成员当晚要从总府街文化宫门口过，而且乘坐军用吉普；三说：子弹是从文化宫对面的小巷子里射出的，肯定是红成想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干的，因为独立师驻扎在市中心，红成心生恨意，老是认为独立师在偏袒八二六派。
两派争来争去，没有说出个究竟，从那以后大的武斗事件也没再发生了，两派开始呈胶着状态。当时，确实没有公布是否找到凶手以及公开宣判等，但文革结束后，两派的重要成员都被依法进行了处理，该关的关，该判的判。
可惜我们的老革命杜灵师长，19岁跟随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在刘邓身边工作数年，袭击阳明堡，大战娘子关，勇战蒋匪军，狠打阎锡山。没有牺牲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却惨死于文革武斗的冷枪暗箭之下。
后来，人民为了纪念杜灵师长，为他开了三次追悼会。
原载新浪博客“三哥的博客”(2010-11-16）
百度人物
杜灵,1916年出生，四川江油中坝镇成衣街人。少读私塾，习弹棉花，曾作小摊贩生意，以维持生计。民国24年4月，在中坝参加红30军93师，入伍当战士，9月调到军部秘书处文印股作文印员。翌年2月，经尤太忠介绍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战开始，在八路军129师司令部作战科任统计股长。部队开赴太行山后，调任四、二分区队训股长、作战股长等职，长期战斗在太行山区，先后参加了渡河东征、解放沁县、粉碎日军九路围攻、激战长治、安阳破资等重要战役。1942年反扫荡中，兼任马坊指挥所指挥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太行军区军政处长、独立28团副团长，独1旅、38旅和182师参谋长等职。
四川解放后，先后兼任剑阁、南充军分区参谋长。1951年冬调任西南公安部队副参谋长。1954年，调长沙任解放军工程兵学院教育长，1955年授大校军衔。1964年初，调回四川任省公安总队长。
“文化大革命”初，公安总队改编为独立师，任师长（军职）。1968年1月22日晚9时许，杜灵前往某团处理军务乘车回营，行经成都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前，不幸头部中弹而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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